杜甫草堂景点风采 作者：网络 发布会员：苦竹 版权：转载 添加时间：2006-12-28 阅读：102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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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史堂

        穿过大廨，徐行数十步，就来到了草堂的主厅——诗史堂。堂名“诗史”，源于唐人孟在《本事诗》中说：“杜（甫）逢（安）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杜甫生逢乱世，颠沛流离，他将自己所见所闻的万方多难的社会现实，所感所叹的民怨国恨，所思所想的辅君中兴，完完全全用诗歌把它们记载了下来，表现了出来，读其诗，如同读一部反映唐王朝由兴盛走向衰微的历史巨著。这就是“诗史”二字的含义。可见，将杜甫诗称“诗史”，是后人对这位伟大诗人及其作品的极高评价。                     
       诗史堂占地百余平方米，是草堂建筑中面积最大的。其建筑体式虽为过厅式，但与大廨不同之处在于，此厅前后除中部留为进出口外，其余部分均以砖砌成半桩台，其上再安装花窗来作装饰性封闭，故与大廨有明显区别，这是建筑师采用“同中求异”之法造成的变化效果。至清代，诗史堂仍是骚人墨客凭吊杜甫、吟诗唱和的燕集之所，如今厅内还陈列着两台古色古香的圆桌，使人回想起当时文人们挥洒笔墨，口占唱吟的情景。                   
       今日的诗史堂，堂前悬有清人沈寿榕、彭毓崧合撰的一幅名联（《杜甫草堂匾联》有专文详述），正中陈放着一尊杜甫胸像，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以写实手法，通过塑像微蹙的眉宇，深沉的目光，以及冷峻的嘴角，准确而凝炼地刻划出诗人忧虑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拳拳赤子之心。塑像两侧楹柱上，悬有朱德同志1957年参观草堂时撰书的一副对联：
       草堂留后世；
       诗圣著千秋。
       联文中，朱老总对诗圣杜甫的崇敬以及对草堂胜迹的热爱与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水槛

       柴门之西建有一阁，其凌跨溪上南北相通如桥，而东西临水，上面开敞，下面设飞来椅为栏槛。此阁即谓水槛。杜甫笔下的水槛为草堂水亭上由木板搭成的简陋木栏，是诗人很喜欢的去处，他常到那里或凭栏远眺，或坐而垂钓。故而在其诗中多次咏及。他的《水槛遣心二首》之一，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在水槛眺望所见的清幽迷人的自然景色：“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今日水槛，为清嘉庆十六年所建。其两旁有清溪碧水，四周有翠竹绿荫，环境十分幽雅。由南而北过水槛，即可达梅园。水槛东楹，有清人谭光祜所撰的楹联：“此地经过春未老，伊人宛在水中央。”上联所言“春未老”，意谓诗圣遗宅为后世所景仰、保护，风物依然，当永存天地，春色常驻。下联“伊人”，指杜甫，表达了作者对诗人深切的追怀。

工部祠

       步入柴门，即可见草堂主体建筑的最后一重－－工部祠。杜甫在蜀，曾入严武幕，朝廷任其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职，故而后世尊称其为杜工部，将纪念他的祠宇称为工部祠。今之工部祠为清嘉庆十六年所建，后虽有修葺，却大体保留了当时的原貌。清人培建草堂的规模不凡。工部祠，作为祭祀之用的飨殿，本应有华丽的雕饰，恢宏的气派，但现存工部祠为风格朴实的平房，以其青瓦突檐、素面无饰的建筑特色，给人一种朴素庄严的感觉。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杜甫并非王侯将相，而是以其道德文章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位诗人，故其纪念性建筑符合他的身份。二是因为草堂虽自宋代后逐渐具有了纪念性祠宇的性质，但它毕竟曾是诗人故居，与纯粹作祭祀之用的祠堂有别，故尔清人培建时侧重于保持其民居建筑的古朴、简洁格调。

少陵碑亭

       工部祠东侧，有一座以茅草作顶的碑亭，内树一大石碑，上镌刻“少陵草堂”四个大字，其笔力浑厚，笔姿秀润，此即前已述及的果亲王允礼所题。杜甫草堂何以叫“少陵草堂”呢？这是因为杜甫曾居于京兆（长安）杜陵。杜陵在长安城东南，古为杜伯国，本我杜原，秦置杜县，汉宣帝在此筑陵，才改名杜陵，在杜陵东南十余里有小陵，亦称少陵，为汉许皇后葬处。杜甫在诗中常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因此后人亦称杜甫为杜少陵，杜甫草堂为少陵草堂。碑亭背靠荷花池，周围为生机盎然的花草竹木所环抱、掩映，景色秀雅宜人。明嘉靖末年，明人曾在工部祠院内修建草亭，题名为“乾坤——草堂”，其用意在于象征当年杜甫草堂的茅屋，以纪念诗圣。此举前已述及。今之碑亭亦用茅草作顶，故人们将其作为当年草堂茅屋的象征，常在那儿顶礼膜拜，摄影留念。

浣花祠

      当你由南大门入馆，经过“草堂影壁”，顺红墙夹道的花径徐行数十米后，便会发现一个精巧别致的院落，其门额上书“浣花祠”。 
      这浣花祠是为谁所建呢？又为何取这样一个富于诗意的名字？读了下面一段文字，你便一清二楚了。 
      在前文介绍浣花溪时，曾述及一段充满神奇色彩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住在溪边的任姓姑娘，替一个长满癫疮的和尚浣洗又腥又臭的袈裟，浣花溪中便泛出了朵朵莲花。就是这位从小就不同寻常的任姑娘，后来做了一件青史留名的大事，成为一代巾帼英雄。 
       据《新唐书）、《旧唐书）记载，任姑娘成人后，被当时镇蜀的西川节度使崔宁（即崔吁）纳为妾。大历三年（768年，距杜甫离开成都仅三年），崔宁奉召入朝，留下他的弟弟，崔宽守城。沪州刺史杨子琳乘机发动叛乱，率精兵数千攻入成都，占据了城池。崔宽力战不敌，杨子琳一时气焰嚣张。值此形势危急之际，“魁伟果干”的任氏，拿出家财十万，一夜之间召募了勇士千人，“设部队将校”，任氏毅然披挂上阵，“手自麾兵”，进攻杨子琳。中帼英雄的壮举极大地震匿了叛军，“子琳大俱”，加之“城内粮尽”，“乃拔城自溃”。由于任氏保卫成都，维护统一有功，受到朝廷嘉奖，被封为“冀国夫人”。关于任氏受封“冀国”之事，两《唐书》均不见记载，但近年发现的唐代诗人岑参的佚诗《冀国夫人歌词七首》，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由于任氏受封时，岑参正在蜀中，故其记载是可信的。 
       冀国夫人任氏保卫成都，名垂青史，受到人们的尊崇。遂为她立祠纪念。又因任氏从小生活在浣花溪畔，以后占杜甫旧居为别宅，又有“舍宅为寺”的善举（参见前文），所以纪念她的祠宇就建在浣花溪边，与杜甫草堂和梵安寺（今草堂寺）相邻，其祠称“冀国夫人祠”。但因任氏的出生和事迹与浣花溪有关，故人们多称她为“浣花夫人”，称其祠为“浣花祠”，这样反更亲切，也更具传奇色彩。 
       自唐代开始，成都兴起了“浣花日”这一游赏活动。所谓“浣花日”，即农历四月十九，传说中任氏的生日，足见“浣花日”也与纪念任氏有关。

草堂茅屋景区 

       由“少陵草堂”碑亭向北，过一座横跨溪流的小木桥，但见竹树丛中，隐约露出一座竹篱围护，茅草覆顶，黄泥涂壁的典型农居建筑，这就是于1997年2月重建落成的茅屋景区。                      
       整个景区内，溪流潆回环绕，这就是依杜诗“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江村》）、“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客至》）等句意工凿而成的写意景点——浣花溪（即清江），溪流以卵石铺底，水中点缀沙注洲，岸边种植芭茅、芦竹、迎春花等，充满自然气息。
        沿溪流向东数十步，有一低矮柴扉顺流而开，此即根据杜诗“柴门不正逐江开”、“柴门古道旁”的描写建造的“柴门”，突出了简朴的幽居氛围。步入柴门，院内左边植四棵小松，右边栽五株桃树，此景依据杜诗“入门四松在”、“四松初移时，大抵三尺强。别来忽三岁，离立如人长”以及“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等句意营造。四松五桃的栽植，使茅屋庭院充满生机。杜甫另有“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的诗句，其“新松”即指此，可见诗人对这四棵小松树的特别关怀与呵护，诗也表现了杜甫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性格。                    
         通过四棵松、五株桃夹道的小径，展现眼前的，就是重建的茅屋了。茅屋为典型的穿逗结构。竹笆墙、茅草顶，呈“一”字型而两端略有扩展变化的川西农居建筑，其布局体现了传统的做法，即居中为堂屋，左右为卧室，东头为厨房（杜诗有“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可资印证），整座建筑力图体现杜诗“敢谋土木丽，自觉面势坚。亭台随高下，敞豁当清川”（《寄题江外草堂》）。“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水楹遣心》）的描写，并力求把握风格简朴而不简陋，结构明快而略作变化，体量适中而不失偏颇，使之既能较好反映出杜甫的真实生活情景，又将历史信息与现代审美结合了起来。

梅园

       梅园，位于草堂的西北角，占地数十亩，原是一处私家花园，也是建国后划归草堂管理的。 
       过诗史堂折而向西，经水槛，穿月洞门，梅园就在眼前了。此时，你站在月洞门外，便可见一座四层砖塔耸立湖畔，一座曲桥横跨湖上，塔名“一览亭”。取杜甫《望岳》诗“一览众山小”的句意。塔影倒映水面，与曲桥形成绝妙的呼应，而月洞门则成了取景框，在它恰到好处的取裁下，塔、桥、湖、花、树，浑然构成一幅精美的画面，难怪许多游人以此为背景，留下自己的倩影。而如果你是由北大门入园的话，则可见到迎门而立的一组大型假山造型——“剑壁奔泉”。那峥嵘的峰峦，险峻的绝壁，深幽的沟壑，奔泻如练的清泉，经过园艺师们精心的布局安排，艺术地再现出天下名关剑门的奇景，令人叫绝。 
       梅园划归草堂后，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特别是1958年挖掘了一个二十多亩水面的人工湖， 
       1985年又扩建了“待雪苑”之后，其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已成为草堂内一处颇具特色和魅力的园中之园。 
       顾名思义，梅园内的植物以梅花为主，间植海棠、玉兰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树种，水面则养荷，从而形成浓郁的川西林园风格。每当冬去春来，园内灿若烟霞的红梅，或红或粉的海棠，纤尘无染的玉兰次第开放，满苑繁花在一泓碧水的衬映下，更显出无尽的妖饶与恣媚来。在春意最浓、花事最盛时候，你如果登上一览亭，凭窗俯瞰，那关不住的满园春色，与远处的平畴绿野，工部祠堂。草堂古寺的翠竹苍楠融汇在一起，奔来眼底，顿会使你心旌摇动，神采飞扬，逻思无际。成都市民都爱选择这个季节前来游春踏青，人们沐浴在大好春光中，陶醉于花的世界里，无不乐而忘返。到夏天，池中荷蕖又占尽风流，给炎暑注入了几分清凉，让人消去许多暑意。夏去秋来，梅园又有新的去处。这时你可步入听秋轩，朝新辟的待雪苑内举目而望，便能见到树树枫叶，经霜而色红似火，仿佛正笑待严冬的到来。 
       梅园，处处是画，时时为诗，秀丽而略带几分粗扩，宁静中透出些许热烈，确实是一处令人难忘怀的园中之苑。

草堂寺

       草堂寺，在杜甫草堂东邻，是一座千年古刹。古住今 来，许多人认为草堂寺与杜甫草堂得名有渊源关系，或谓其寺因与草堂相邻而得名，或称杜甫的茅屋因筑在寺之侧而命 名如是。更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草堂寺者，工部草堂也，祠在寺前。”（《边州闻见录》）特别是建国后，草堂寺划归杜甫草堂管理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又因交通原因，原草堂寺山门成为参观草堂的主要通道，更造成大多数参观者的误解，认为草堂寺与杜甫草堂本来就是一回事。还有，在古人的记载中，确有“益州草堂寺”，但今草堂寺在宋以后的文献中，却被称为”梵安寺”，直到建国初期，寺门所悬匾额仍为“古梵安寺”。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梵安寺与草堂寺究竟是同一庙宇的不同称谓，还是不相关的两座寺庙？                    
       先谈谈草堂寺与杜甫草堂名称的关系。据载，草堂寺之名在梁宋时已有。李善注《文选·北山移文》引梁简文帝萧纲（草堂传）说：“汝南周?J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钟岭雷次宗学馆立寺，困名草堂，亦号山茨。”这是有关草堂寺的最早记载。周?J曾以厉锋将军的身份入蜀，他对“林壑可怀”的蜀中草堂寺印象很深，因此在“钟岭”（即今南京钟山）仿造，并袭用其名。周?J入蜀的时间，是在梁宋孝武帝大明（457一464）中，则蜀中草堂寺最晚应在东晋末年创建，否则，到梁宋时是不会出现幽林深壑的气象的。再读读杜甫公元759年冬刚到成都时写的《酬高使君相赠》一诗，其中有“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这佯的句子，说明诗人在草堂尚未落成时，是借住在一座“古寺”中，而这座“古寺”规模曾相当大，只是如今有些萧条了，留下了不少空房子。联系上面的材料，我们推测，这座”古寺”，极有可能就是草堂寺。杜甫入蜀后暂居于此，并与寺僧结下了友谊，以后靠亲友们的帮助在浣花溪畔修筑了茅屋，他才搬了出去。从以上所述可见，草堂寺的创建早于杜甫入蜀几百年，其寺名是不可能与杜甫的草堂有关的。其寺名由来，可参《魏书·释老志》。其云：“是时（指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后秦姚兴宏始七年，亦即公元405年）鸠摩罗什为后秦姚兴所敬，于长安草堂寺集义学八百人，重译经本。”这鸠摩罗什在长安集中八百人译经，一时不可能修筑大规模的寺庙，遂以草覆堂，仓促而成，故称“草堂寺”。清末四川学者赵熙由此推测：“蜀寺之作，必同姚泰。”因蜀王樵纵臣服姚秦，正是在公元408至413年之间，姚秦的文化必然影响蜀中，成都草堂寺很可能就创始于此并沿用其名。

成都新都桂湖

       桂湖公园在新都县城西南，与升庵桂湖仅有一座城墙相隔，它是升庵桂湖的扩大和延伸，以是一座自成体系的新建仿古园林。桂湖公园的总体设计，突出了“桂”和“湖”这两个主题。其建筑布局、景点设置与升庵桂湖的风格相协调，与新都古城墙及高踞墙上的城楼（桂湖门，又叫新南门）、坠月楼、问津楼、观稼台等景观相呼应。桂湖公园以四川古典园林传统风格为主，但又不拘一格，博采各地园林之所长，并用强烈的虚实对比和疏密对比手法，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园林风格。

       桂湖公园在建造中，根据原有地形地物，包括树木竹林，都加以改造利用，它保留了长达一千米的饮马河（即清源河）。河道及其自然景色，把大片低温地改造成人工湖，将凿湖之土垒成山丘，形成错落有致的岛屿和优美流畅的湖岸线，桂湖公园占地208亩，其中水面82亩。湖上的建筑，吸取国内园林建筑艺术之精华，结构巧妙，工艺精美，楼、阁、亭、榭各式屋面全施以绿色琉璃瓦，平桥、拱桥、曲桥等各式桥梁多采用汉白玉或花岗石，显示了昔日宫廷园苑的豪华气派。桂湖公园年动工兴建，1988年对外开放，1992年初具规模，是镶嵌在四川历史文化名城新都的又一颗的明珠，是展现在成都平原上的又一处山水俱佳、建筑典雅的园林胜境、旅游名区。

成都宝光寺

       成都宝光寺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汉族重点寺院之一，一直受到国家的重视和关怀。“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寺院大多遭破坏，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派一个团的兵力驻守，宝光寺得以保护而安然无恙。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江泽民、尉健行、吴邦国、田纪云等先后来寺游览。他们盛赞宝光寺是“新都胜景”、“文物荟萃重地”、“香城宝地”。众多的国际友人和海外佛教界人士也前来观光、旅游、朝拜和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宝光寺占地 10万平方米，规模巨大、气势恢宏，用400余根大石柱，构成一塔五殿十六院的严谨布局。罗汉堂尤为杰出，建于清咸丰年间，建筑独特，气度非凡，平面为“田”字结构；557尊菩萨、罗汉以及历代祖师塑像，出自清代四川泥塑大师黎广修师徒的巧手，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情趣天成，全身穿金，全国罕见，堪称“东方雕塑艺术瑰宝”。                     
       宝光寺内文物非常丰富，唐代舍利宝塔、梁代玉佛和石雕舍利塔，还有蜀汉章武铜鼎、唐代显庆陶塔、元代金银粉写的《华严经》以及被寺僧称为“寺中三宝”的舍利子、优昙花和贝叶经等。寺藏名家手笔真迹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有宋微宗、慈禧、竹禅、徐悲鸿、张大千、康有为、赵熙、谢无量等古今书画家近千人的1000多件稀世之宝。

成都天台山

       天台山位于邛崃市境西南，地处成都平原与邛崃山脉结合地带，山势西高东低，呈向斜多级台地。主峰玉宵峰拔地1800多米，状若冲天高台。                      
         由于长期的流水切割和风化剥蚀，大自然的神力在这块罕见的向斜山地上雕琢了“九十里长河八百川，九千颗怪石两千峰”的丹霞地貌，形同天界胜地。古人云：“天台天台，登天之台”，天台山因此而得名。                     
       天台山地貌奇特，植被良好，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山、水、林、石、洞、气象景观，人文古迹，集佳境之大成，溶自然为一体，构成独具一格的自然风景区。古今游人一致赞誉：天台山山奇、石怪、林幽、水美、风光神奇。登山游览，游路纵横，真是“景在路两边，路在景中间”循“南天梯”岩下乘车直上，可观瞬息万变的云海，可望千姿百态的石林，可涉高山长河，可穿林海。                   
       沿小天梯漫步，有神蜂窟猎奇、响水滩观瀑、透天门寻幽、天缝峡履险、小磨房拟古野炊、花石海荡舟戏水。若寻古代朝山石径攀登，还可访古刹遗址，考“和尚衙门”，观大小飞水，睹圣灯佛光。山中游乐，揽胜之余，可宿农家旅社，品乡山野味，别有一番情趣。

成都金沙遗址

       成都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是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首先发现的。金沙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金沙遗址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而且，随着发掘的进展，不排除还有重大发现的可能。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30多件，其中金面具与广汉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他各类金饰则为金沙特有。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高约22厘米的玉琮，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国宝，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主要以小型器物为主，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铜铃等，其中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差无几。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